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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山国家公园︱国家公园的南方样本

08-30 情感故事

南山国家公园︱国家公园的南方样本 六月初,连日的暴雨将通向坳岭村三组的砂土路撕开了一道近七十公分的裂口,横在村委会书记伍玉彪跟前。他连忙掏出裤兜里的手机拍照,打电话询问:“路什么时候能来修”。一台挖掘机就停在路旁。电话那头回复:“总下雨,根本没法弄,这才暂缓了工期”。

伍玉彪指着裂缝里哗啦作响的水流叹了口气。这个隐匿在湘西南边陲山区的村子,隶属湖南省邵阳市城步县,近半数村民零散居住在山谷间,塌陷的正是他们唯一的出村路。坳岭村环境,以苗族建筑和农耕生活为主。(本文图片均为 澎湃新闻 伍惠源 图,图片编辑 周平浪)

坳岭村环境,以苗族建筑和农耕生活为主。(本文图片均为 澎湃新闻 伍惠源 图,图片编辑 周平浪)

2016年批复的南山国家公园试点将城步县四处国家级保护地——南山国家风景名胜区、金童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两江峡谷国家森林公园、白云湖国家湿地公园,连同部分有保护价值的地带整合,实行统一管理,划定635.94平方公里试点范围,涵盖了41个村子。坳岭村就在其中。

闭塞的交通,加上常年降水充沛,坳岭村山林格外苍翠茂盛,意外地保留了集中连片的原生性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从试点规划图来看,它是联通原本保护地不可或缺的一处。伍玉彪在家门前,讲述将坳岭新村建设成一个旅客中心的构想。因为紧挨着十万古田景区,村民们有望通过这个机会将苗族特色建筑和农家乐结合,将此地发展为一个中转站。

伍玉彪在家门前,讲述将坳岭新村建设成一个旅客中心的构想。因为紧挨着十万古田景区,村民们有望通过这个机会将苗族特色建筑和农家乐结合,将此地发展为一个中转站。

封禁坳岭

顺坳岭的丛林小道翻过山脊,便能抵达十万古田,一片中南地区面积最大、极具生态价值的高山湿地。沿着山坳延伸的村路旁,狭窄的空间被开垦成田地,种上了玉米、魔芋。再往里深入,到较为宽阔的地带是一片插着稻秧的水田。村民的房屋建在水田四周的坡地上——木质结构的二层楼,屋顶铺着爬满苔藓的青瓦。

村民世代依赖伐木谋生。老一辈开荒山、种杉树,经过15至20年的周期成材,便能卖个好价钱。伍玉彪指着山头画了个圈,“过去就是这么卖,这一片划给你八万块,你来砍了拉走”。

现在,在绿意茂密的山体上,那些纹路齐整、呈斑块状分布的正是十年前种下的人工杉树林。只是,在植物专家看来,这种人工林的干扰,已经造成了当地原生性生态系统退化。

2018年4月,为了对生态环境进行自然和人工修复,南山国家公园管理局(下称“管理局”)将试点区内十万古田、金童山、十里平坦划定为了应严格保护的区域,施行两年封禁。背靠十万古田的坳岭也被圈入其中。城步两江峡谷山林旁边堆放的木柴。自两江峡谷进入到保护的区域以来,上山砍伐的行为得到了严格的控制。

城步两江峡谷山林旁边堆放的木柴。自两江峡谷进入到保护的区域以来,上山砍伐的行为得到了严格的控制。

南山国家公园试点伊始,管理局就将矛头指向了对生态影响大的小水电、风电场、矿区和建在核心区域的旅游开发项目。2017年颁布的《南山国家公园产业指导目录》更是明确了这里未来发展将“以保护为主”。

封禁正是为了进一步提升保护力度。禁令制止一切开发,伐木捕猎、采挖野货也列在禁止名目。只是,这几乎断了村民的生计。

盛夏午后,坳岭村鲜少见人走动。伍玉彪指着水田后一幢大门紧闭的木屋说,“这户已经搬去城里住了。”据他了解,禁伐后的村子人明显变少了,传统生计难以为继,一些村民便不得不全家出动进城务工。“留下的,大多是出不去的人”。坳岭村村民伍开桂和他的妻子。

坳岭村村民伍开桂和他的妻子。

45岁的伍开桂站在屋前,板寸头,穿一件蓝色翻领的汗衫,西装裤腰间的皮带上挂一串钥匙,光脚踏着一双塑料拖鞋,与生人说起话来吞吞吐吐。他的两个儿子都去了外地打工,他和妻子住在建于三十年前的老屋。

眼下,让他最愁的是,“今年不能再上山挖笋了”,以往碰上“大年”,这笔收入能有近八千块。“挖来只要摊在家门口,就有人上门来收。”他提高音调说着,松开了紧紧插在胸前的手,指了指远处一片茂密的竹林。

村民们不明白,“坳岭能有什么稀奇宝贝,干嘛就不让动了”。过去伐木的工具现在只用于家用处理柴火。

过去伐木的工具现在只用于家用处理柴火。

湖南省农林工业勘察设计研究总院高级工程师赵克金参与编制了《南山国家公园总体规划》。赵克金告诉澎湃新闻,华中、华南、华东、西南四大植物区系在这呈十字交汇,试点区是全球植物多样性关键地区一,足够具有代表性。十万古田上的高山苔藓。

十万古田上的高山苔藓。

此外,虽不像别的试点拥有遐迩闻名的旗舰物种,但南山国家公园试点区却涵盖了中国中南部山地生态全部类型,是一处典型的“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在这样的区域开展体制试点,能为中国南方找到具有普遍性意义的生态保护方案。”在赵克金看来,南山国家公园是“中国国家公园的南方样本”。中华石楠

中华石楠

流转山林

如果说,封禁影响的是村民的传统生计,那么,流转山林改变的或许是坳岭村既定的经济发展思路。

拥有八万多亩集体林的坳岭,村民不足千人。伍玉彪告诉记者,承包到户后,每户均分得超百亩的山林,大户则有近2000亩。坳岭村的孩子们在稻田前留影。

坳岭村的孩子们在稻田前留影。

2011年,村里迎来了梦寐以求的发展契机。县里卯足了劲招商引资,将一家专业从事林木生意的嘉汉板业营林有限公司(下文简称“嘉汉板业”)带到了坳岭。经过协商,县政府以140元每亩的价格,将一些村民林权证上部分面积余留的41年林木所有权、林地使用权转让给了这家公司。

只是,谁也没料到这项发展计划却半途夭折了。 自2013年,当地林业部门没再给坳岭批过采伐证。划入国家公园试点,林地更变成了“一草一木都动不得的保护地”。

为解决保护与村民生计间的矛盾,管理局决定在试点区探索集体林“三权分置”改革,以流转林地经营权的法子给予村民一笔生态补偿。在负责这项工作的自然资源管理处副处长杨相伦眼中,“情况复杂的坳岭就是最好的试点样本”。

合同标明,“在南山国家公园推行集体林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的三权分置运行机制”。杨相伦解释,签订合同的村民只是将集体林的经营权流转给管理局,但林地、林木的所有权和承包权还是攥在村集体和村民手中。

管理局承诺,在试点期间,每年支付流转出经营权的每亩林地20元,同时划定为生态公益林或天然保护林的面积将每亩补偿提高至30元,今后还将随国家相关政策提高标准。这远高于湖南14.5元每亩的公益林补偿标准。

2018年4月,杨相伦带队到坳岭村解答这项新政策,困惑的村民却并不买账。“有的家庭多半林子曾卖给了公司,剩下的不愿拿出来流转。有的村民还是担心,签了字林子就被政府收掉了”,这令杨相伦很苦恼。一年过去,与管理局签订合同的坳岭村民不足半数。但他坚持,“管理局的流转工作遵循自愿,绝不会强迫”。

在同乡的卡田村,村民态度截然不同。6月19日下午,卡田村村委会的办公室里,村干部正整理桌上叠放的申报表,几张授权委托书上按满了红色的指印。杨相伦询问得知,进村开展工作三天,村里除了没人在家的两三户,其余都提交了申报。

迟迟不愿流转的坳岭村民中,也有伍玉桂。他家确权的四百多亩林地,一百多亩卖给了那家板业公司。回头看,村里人都觉得“当初卖亏了”,他也不例外,以至于如今再提“流转”,他格外谨慎。对一个以山林为主要生产资料的原住民而言,剩下的山林就是一家人的命根子。

?坳岭村,一位妇女拿着被子准备去晾晒。

坳岭村,一位妇女拿着被子准备去晾晒。

伍玉彪告知村民,自己今年已经收到了20元每亩的流转费,余下的钱(公益林补偿款)下半年也会入账。他家232亩山林,78亩卖给了嘉汉板业,余下的154亩将经营权流转给了管理局。按合同标准,他每年能拿到7700元的补偿费用。但这似乎并没有令围在他身边的人动心。他摊开双手满脸疑惑地问道,“这不就是一笔白拿的钱吗?”

可村民却不这么认为。伍玉桂的妻子在一旁小声嘀咕道:“要是这钱每年都有还行,你们现在叫试点,万一失败了,字签了找谁要钱去?”

南山国家公园试点的集体林占比近七成,共计54.4万亩。按如今的流转标准算,管理局每年需支付村民近2000万元,对2017年还被冠以“深度贫困”的城步县而言,并非一笔小数目。

过去,囿于并不富裕的地方财政,城步县对保护资金投入十分有限——相关基础设施不完善,以往的工作停留在巡查管护,缺乏对物种、生态系统监测的基础数据,这些都制约着保护工作进一步开展。

管理局副局长苏海认为,现在的试点关键是体制改革。“先把试点区严格保护起来,待体制理顺后,工作才能一步步细化深入。”当地保护工作起步较晚,对南山国家公园试点而言,“一口吃不成个胖子,不能操之过急”。

苏海口中的“体制改革”,其关键在于南山国家公园的实施主体从县直相关部门变更为管理局。陶志胜,南山国家公园管理局两江峡谷森林公园管理处科研科科长,站在他的资源冷杉培育园里。2017年,陶志胜打破了国内资源冷杉人工繁育出芽率为零的困境,成功培育了800多株资源冷杉幼苗。

陶志胜,南山国家公园管理局两江峡谷森林公园管理处科研科科长,站在他的资源冷杉培育园里。2017年,陶志胜打破了国内资源冷杉人工繁育出芽率为零的困境,成功培育了800多株资源冷杉幼苗。

陶志胜每周都会来小园里观察他“宝贝们”的生长。如今三年过去,冷杉幼苗长到了30-40厘米。

陶志胜每周都会来小园里观察他“宝贝们”的生长。如今三年过去,冷杉幼苗长到了30-40厘米。

2019年6月,城步苗族自治县政府将137项行政权力集中授权给了管理局,这其中包括“土地、采矿、建筑、公路等项目行政许可,在自然保护区进行砍伐、放牧、狩猎、捕捞、采药、采沙等活动,森林资源流转及采集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等行政权力”。在此之前,省、市的相关部门也已分别将44项、16项行政权力授权给了管理局。

苏海认为,“对南山国家公园试点来说,这标志着区域内的建设规划将真正实现以管理局为主”。这也标志着当地试点工作开启了一个新阶段。

今年50岁的陆书田拿着一株药材在他时常经过的溪流上拍下了一张照片。陆书田过去居住在这附近,位于两江峡谷森林公园的内部。国家公园的核心区保护范围划定后,陆书田的居住地包含在内,只好听从政策迁出。原来在山上开垦的土地经过两年的封山基本恢复到了野生的状态,已经看不出开垦过的样貌,而以往靠着山林狩猎和采摘药材的本领如今转化为国家公园工作人员作为向导服务。

今年50岁的陆书田拿着一株药材在他时常经过的溪流上拍下了一张照片。陆书田过去居住在这附近,位于两江峡谷森林公园的内部。国家公园的核心区保护范围划定后,陆书田的居住地包含在内,只好听从政策迁出。原来在山上开垦的土地经过两年的封山基本恢复到了野生的状态,已经看不出开垦过的样貌,而以往靠着山林狩猎和采摘药材的本领如今转化为国家公园工作人员作为向导服务。

迈入国家公园

不同于封禁、流转山林这些给村民带来经济利益困扰的变化,在成为国家公园试点后,两年来,城步县村民最直观的感受是生态环境变好了:“林子里跑的野猪多了,天上飞的鸟也多了。”

南山国家公园试点设在南岭山脉西端。它横亘于湖南、江西与广西、广东之间,延绵向东至闽南。候鸟沿东亚-澳大利亚西路线迁徙,就必须翻越这道横卧在中国南方的屏障。

在那里,一道宽阔山谷夹在金童山与南山延绵高耸的山峦间,两端呈喇叭口状,穿越隘口的气流方向随南北风向更替,恰为春秋两季往来的候鸟助了一把力,成就了一处天然鸟道。

“从这迁徙的珍稀候鸟很多。”自试点批复,湖南师范大学教授邓学建就在那监测,“记录了102种候鸟,其中有15种鹰,8种杜鹃,4种鸮,和75种其他类型的候鸟”。

这条鸟道地处南山国家公园管理局下设的两江峡谷森林公园管理处管辖范围。南来北往的候鸟依靠在周围稻田和河流觅食,储蓄漫漫征途所需的能量。在管理处科研保护科科长陶志胜的记忆中,以前一到迁徙季,铺路水村的晴空有时瞬间变得黑天蔽日,乌压压的鸟群就在头顶流动。但疏于监管,过去沿途居住的村民捕鸟为食很是平常。

“夜里,村民就在两边山头烧把火,鸟群直愣愣往火光的方向飞。”他边说边比划着,“这么大的天鹅,很容易就打下十来只。”再后来,捕鸟的手段也逐步升级。违法者利用强光灯和播放用于诱捕的鸟声,将一些本是寻常可见的候鸟逼至了濒危绝境。这条千百年来鸟群依赖的迁徙通道反而成了难以逾越的生命线。

现在,肆意围捕的混乱局面得以遏制。南山国家公园管理局成立后,联合城步县森林公安、林业局,成立了一支综合执法队,进一步加强了资源保护的执法力度,严抓违法捕鸟。南山国家公园的规划文件也提及,将建立保障候鸟迁徙的监护系统。比如,增加监测的站点、加大巡防力度。?南山国家公园管理局两江峡谷森林公园管理处的工作人员在山上考察踩点,为迎接国家公园的初审,工作人员正寻觅一条合理和全面的展示路线。

南山国家公园管理局两江峡谷森林公园管理处的工作人员在山上考察踩点,为迎接国家公园的初审,工作人员正寻觅一条合理和全面的展示路线。

但三年来,邓学健在试点区调查野生动物,与历史资料对比,情况却并不乐观。据《湖南金童山自然保护区综合科学考察报告》记录,四十年前,曾有云豹栖息在这片区域,可如今并未监测到。

陶志胜记得,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刚分配到城步时,常听人说起野兽伤人,为此村里成立了专门的“打虎队”。试点工作开始后,村里的老猎户被吸纳入保护队伍,变身生态管护员,为邓学建提供了不少动物活动的线索。

不久前,他们就在金童山的一片林子里监测到了林麝的踪迹。这种动物曾广泛分布于中国不同海拔的山林,20世纪60年代种群数量超过百万。雄麝体内香囊分泌的麝香被认定具有极高药用价值,亦被用于制作昂贵的香水。几十年来,它们遭受大肆捕杀,野外种群数量骤减,直至濒危。

“除了捕杀造成物种数量骤减,这里动物活动空间已经被人居住的地方割裂开。”在邓学建看来,建国家公园就是要恢复完整性,这需要依靠监测数据科学规划必要的生态廊道。“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公园,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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